《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12号）正式施行。其中第十三条关于审计、财政评审与工程价款结算的规定，对受审计机关或财政评审机构委托提供专业技术的造价咨询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

  涉及三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第一，造价咨询公司与审计机关或财政评审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
  第二，造价咨询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在发包人与承包人施工合同纠纷中的证据地位；
  第三，审核结论被司法鉴定推翻后可能引发的责任风险。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第十三条的核心规则是：当事人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财政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非因承包人原因未在合理期限内出具，或者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其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承包人申请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合理期限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由法院综合工程规模、造价金额、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起一年；当事人未约定以审计结果或评审结论确定工程价款的，发包人请求以此确定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则直接决定了造价咨询公司执业风险的结构：审核报告的终局效力被取消，其结论随时可能被司法程序检验和推翻。
  关于审核报告被司法鉴定推翻后的法律责任，分析如下。
  1、关于造价咨询公司是否需对发包人或承包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责任认定应区分对象分别处理。对审计机关或财政评审机构而言，造价咨询公司的义务来源于委托合同，若其出具的审核结论存在重大错误，构成对委托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赔偿范围以委托合同约定的报酬标准、违约责任条款以及过错程度为限。
  对承包人而言，造价咨询公司与承包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合同关系，承包人主张赔偿通常只能依据侵权责任路径，即需证明造价咨询公司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审核结论确有错误、承包人损失与错误结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实践中承包人完成上述全部要件的举证难度较高，单纯结论差异并不当然构成侵权责任。依据法律原理，专业意见存在争议本身不等于执业过错，只有在审核程序违反基本执业准则、故意违背合同约定的计价原则、或者存在串通、弄虚作假等情形时，责任风险才实质升高。
  2、关于行政处罚的依据和构成要件。
  需要客观说明的是，相关清退案中未包含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行政处罚的专门规定，故无法引用具体条文。基于一般法律原理，行政处罚通常以违反行业监管规定为前提，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执业行为违反法律法规或执业规范、存在主观过错、造成一定危害后果。造价咨询公司被行政处罚的典型情形通常集中于出具虚假成果文件、超越资质范围执业、与委托方串通损害第三方利益等严重情形。司法实践中，具备工程造价资质的咨询机构及其持有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本身具有法律效力，这一裁判规则反向说明，资质合规、程序合规是咨询机构抵御处罚风险的第一道防线。
  3、关于委托合同关系对责任承担的影响。
  造价咨询公司系受审计机关或财政评审机构委托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其责任首先由委托合同界定。若委托合同对审核依据、计价原则、出具时限、成果质量有明确约定，造价咨询公司依约履行的，一般不因结论在诉讼中被推翻而当然担责；反之，若其明知委托方的审核口径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仍出具结论，则可能被认定存在过错。值得注意的是，审计、财政评审本质上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行政监督或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手段，造价咨询公司作为受托技术服务机构，其报告依附于该行政监督程序，而非独立的民事裁判依据，这决定了其报告在民事结算中的效力从属于施工合同约定。
  关于能否以依据合同和规范审核为由主张免责。源勤晓律认为，这一抗辩原则上成立但有边界。若造价咨询公司能够证明其审核严格遵循施工合同约定的计价原则、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当事人实际履行情况，审核程序完整、依据充分、过程留痕，则即使结论与后续司法鉴定存在差异，也因缺乏过错而可主张免责。反之，若审计机关或财政评审机构以财政资金紧张、执行定额标准等理由要求突破合同约定的计价原则大幅核减价款，造价咨询公司未予拒绝并据此出具结论的，该结论恰恰落入第十三条规定的与施工合同约定明显不符的情形，免责抗辩难以成立。

  1、关于执业标准是否实质提高。